陈丹丹
“现在我的AI声音泛滥之后，我真人配音的作品也会被判定为AI”——据近日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，入行6年的配音从业者小鱼，正陷入一场荒诞的职业困境：被AI克隆的声音抢走订单的同时，自己的真人配音也被平台算法打上“AI生成”的标签，直接导致其配音作品难以进入流量池。他的收入也随之跳水，以往每月多的时候能赚一两万元，现在平均月入不到5000元。为此，小鱼不得不一次次自证，“我是真人在配音”。
这样的职业困境并非个例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，AI克隆声音的门槛不断降低，自然人声音权益的保护正成为颇受关注的数字治理领域新命题。近年来，涉及AI克隆声音的纠纷案屡次登上热搜，先后有多位配音从业者发声维权，反对部分个人或机构未经授权就把他们的声音拿去训练AI或合成变现。此外，还有配音演员公开吐槽，自己的声音经AI克隆后被广泛使用，以至于不少听众以为她的声音本就由AI合成。
这些从业者的经历虽各有不同，但仔细梳理可以发现，“卡”住不少劳动者的实则是相似的“自证”困局，也就是得自己证明——“这个声音是我的”“我不同意授权”以及“我不是AI”。
具体来看，头一道“自证”的坎，就是证明“这个声音是我的”。与肖像不同，个体声音的辨识往往更具难度，很难听一耳朵就知道是谁。更何况，不少配音从业者的声音被“拿”去用于AI训练后，相关主体会使用技术手段“微调”这些声音，进而使其听起来更真实、更自然。然而，真到了需要维权时，劳动者常常被要求提供声纹鉴定结果，一些机构的此类服务收费数千元起步，显然是一笔不小的成本。
第二道“自证”的坎，则是证明“我没有同意授权”。在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全国首例“AI声音侵权案”中，法院认定，被告方使用配音师殷女士的声音开发AI文本转语音产品未获得合法授权，构成侵权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殷女士一案中，侵权主体以及侵权路径都相对明确，因而能够据此认定责任。但在实践中，不少配音从业者的声音被多个个人账号直接使用，追责时面临主体分散隐匿、难以溯源等问题，甚至很难确定声音是从哪里流出的，这也给劳动者维权带来不少现实阻碍。
劳动者“自证”的第三道坎，在于证明“我不是AI”。AI克隆声音随处出现，真人作品却被一些平台自动打上了“AI生成”标签。在工作中，我也曾让某剪辑软件上的AI工具学习了自己的声音，后续录制口播时发现，AI不仅学会了换气、停顿，还能准确地朗诵长难句，听起来“比本人还像本人”，让我哭笑不得。劳动者辛辛苦苦配音并上传作品，到头来却被要求自证“我不是机器人”“我不是AI”，未免有些荒诞。此外我也发现，在部分平台的投诉入口，反映AI侵权相关问题时只能上传图片，从业者难以高效维权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。民法典规定，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，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。今年9月7日发布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》明确，依法规制“AI换脸拟声”“AI复活逝者”等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。此外，在行业和平台层面，相关声明接续发布，各类治理行动亦在持续开展。
技术的发展不能以侵害劳动者权益为代价，科技进步与人格尊严保护应当也必须同向而行。如果相关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，我们担心，今天或许是一位配音从业者不得不“自证”，未来，劳动者的成果可能有更多信息被数据化，到时如何证明“这是我的”“我不同意授权”“我不是AI”？
天顺优配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